数字经济时代科创大走廊创新建设的挑战与建议

陈波

摘要：本文通过对光谷科创大走廊建设进行相关思考，分析了在数字经济时代光谷科创大走廊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如基础研究薄弱、创新效率不足、辐射能力有限等，梳理了美国硅谷等国际闻名的科创走廊的成功建设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硬件（多式联运、产业链协作等）和软件（配套服务与制度保障及人才政策等）建设方面的应对建议。发展建议期望通过科创走廊及科学城的布局建设与发展，能够形成枢纽支撑以上三个有机聚合成一体，推动形成新领域、新赛道的新动能、新优势。
关键词：数字经济；科创走廊；产业链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三个第一”的紧张论述是我国在经济转型升级，同时面临国外猛烈竞争的发展格局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在我国经济科技发展的具体实践中，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数字经济规模连续多年稳居天下第二，从2012年的11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45.5万亿元，占GDP比重由21.6%提拔到39.8%。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已成为中国乃至天下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入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要素，增强多主体间的协同合作，推动要素间的关联和重组，促使创新生态系统的行为逻辑发生变化（Beltagui et al.，2020）。因此，以数据为关键要素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亟须打造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的应用、产业和创新生态。
科技创新走廊是区域协同创新的紧张情势，是相关城市通过集聚创新要素、改革制度供给而打造形成的科技创新要素高度集聚、高端人才资源搜集、新兴产业群集、能够对创新发展发挥支撑作用的重点发展区块，一般呈“廊状”或“廊带”布局，因此被称为“科创走廊”（李靖华等，2021）。作为区域创新网络的一种空间组织情势，科创走廊正在成为引领天下科技创新的策源地和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毛艳华，2022）。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区域科创走廊内的创新主体、创新要素、创新环境之间的协同发展关系发生变化（陈波，2021），科创走廊的创新建设无疑遇到了新的挑战。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使得区域科创走廊的创新范式发生深刻变化，制度创新、生态型创新的需求日益凸显（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小组、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创新创业管理研究中央，2021）。研究如何构建具有高培养能力和演化能力的创新生态体系，探索创新资源配置、支撑区域协调发展的路径成为当前创新发展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就是在此配景下，以我国闻名的内陆科创走廊——光谷科创大走廊的创新建设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当前面临的主要发展问题，并提出建议，为我国科创大走廊的整体创新建设研究提供参考。

一、光谷科创大走廊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光谷科创大走廊建设的规划情况
根据《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发展战略规划（2021—2035年）》，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以武汉市东湖高新区为核心承载区，联动武汉市武昌区、洪山区、江夏区，辐射带动鄂州市、黄石市、黄冈市、咸宁市（简称“武鄂黄黄咸”）。其中，包含武汉东湖高新区、黄石大冶湖高新区、黄冈高新区、咸宁高新区4家国家高新区，葛店经开区、黄石经开区2家国家级经开区。按照“整体统筹、区域聚焦、错位布局、协作联动”思路，构建以东湖科学城为创新极核，以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为创新发展联动轴，打造三条创新产业带，串联若干特色发展组团的“一核一轴三带多组团”空间布局。
（二）光谷科创大走廊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
光谷科创大走廊的规划与建设，是湖北经济发展创新引领的一项重大战略，也是武汉发挥中央城市地位、打造都市圈的紧张举措。因此，它的建设受到了湖北乃至全国的重视，并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大力支持。然而，我们也应该冷静地看到，光谷科创大走廊的建设面临着诸多的重大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的六个方面。
第一，科学研究高端资源相对较少，战略科技力量培养不足。国家实验室、高程度研究型大学、一流科研院以是及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高层次科研资源存在显着不足。光谷科创大走廊尚未入选首批9个国家实验室的布局地区，东湖科学城内的7个湖北实验室仍然处于起步运营阶段，新增3个大科学装置项目获批时间较短，初期建设工作刚刚启动，而北京、上海已经建成运行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数量分别为武汉的2.8倍和2.6倍。根据最新公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武汉拥有7所“双一流”建设高校，但与北京（34所）、上海（15所）、南京（13所）差距显着。
第二，技术创新策源能力薄弱，要素投入力度有待提高。中科院系统、国家部属的国防科工科研系统代表着我国前沿科技最高程度，也是技术创新策源能力的基础。光谷科创大走廊尚未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创建起全面的战略合作机制，在争取科技部、国防科工局等国家部委支持方面力度不敷。合肥作为全国第二个获批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央，依托于中国科学院以及下属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规划布局大科学装置12个，成为国内大科学装置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从创新研发投入来看，2020年武汉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为547.25亿元，总量规模仅相当于同时期北京的四分之一、上海的三分之一。
第三，作为光谷科创大走廊龙头和核心的武汉，其科技创新资源“多而不强”，使得创新活动辐射带动能力有限。武汉高等教育资源丰富，高校和在校生数量处于全国领先程度，人才培养和学科基础积淀深厚，但是缺乏全市“科研一盘棋”的统筹管理，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企业研发中央缺少配合协作，科技创新资源分散于不同的研发机构，难以形成有效的科技创新合力，加之武汉市总体的经济外向度和创新国际化程度并不高，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东湖科学城对科技创新资源的吸引力和承载力，在带动光谷科创大走廊整体发展以及辐射省内省外、融入全球科技创新方面的作用发挥有限。
第四，基础研究领域能力欠缺，导致关键产业核心技术支撑不足。基础研究投入周期长、不确定性大，与多数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不匹配，导致企业不愿意进行持续的基础研究投入。光谷科创大走廊的研发投入多为应用创新和集成创新，以解决产业发展中的应用问题为主，容易带来研发创新投入重后端、轻前端的问题，而且整个光谷科创大走廊，包括其核心东湖科学城在内，在基础研究领域科研力量薄弱，实现的前瞻性、原创性、引领性成果较少，造成在基础软件、高端芯片、关键质料、核心零部件、重大装备等领域依然受制于国外企业。
第五，创新引领企业发展缓慢，行业龙头科技企业数量较少，产学研协同创新链条不通畅。2020年，东湖高新区拥有的高新技术企业总数到达3146家，但是与北京中关村科技园（10718家）、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9056家）、深圳高新区（7236家）相比发展落后差距显著。《2021中国隐形独角兽500强报告》显示“京粤沪浙皖”聚集了全国74%的隐形独角兽500强企业，其中深圳（62家）、杭州（45家）、合肥（33家）均超过了武汉（21家）的入选数量。武汉全市现在仅有6家“千亿级”企业，深圳则有1家营收超万亿与15家营收“超千亿”企业，折射出武汉在高能级科技企业方面的短板不足。光谷科创大走廊缺少类似华为、腾讯这样的行业龙头企业引领，就很难产生出倍增的创新集聚放大效应，同样也削弱了其对“高精尖”专业技术人才的吸引力。光谷科创大走廊内科技企业与高校之间融通程度较低，产学研合作存在技术供给与需求脱节、合作模式单一、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等问题。“创新链+产业链”没有到达“创新支撑产业，产业牵引创新”的良好效果，极大地制约了东湖科学城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发展。
第六，创新支持功能尚不健全，创新体制机制不敷灵活，创新潜能没有得到充分释放。由于光谷科创大走廊还处于起步建设阶段，相应的政策扶持体系和执行机制仍有很大的完善空间。光谷科创大走廊拥有的专业化、特色化双创孵化载体资源并不丰富。比如作为光谷科创大走廊核心的东湖高新区，其2020年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总数到达181家，依然显着低于北京怀柔科学城（407家）、上海张江科学城（342家）、深圳光明科学城（216家），区域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需要进一步提拔。此外，光谷科创大走廊现行的法律法规、行业规范、管理政策都还是以条块管理为主，缺少跨部门、跨行业、跨城市的科学研究合作机制，同时在科研财政资金流动、科研项目行政审批、科技金融监管、人才职业资格互认等方面的政策法规壁垒依然显着。在各类项目申报、经费报销、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等领域，行政化的科技资源配置和评价机制扭曲了科技创新资源分配，使得光谷科创大走廊的创新成果短期化且总体效率相对低下。
二、国际先进科创大走廊的建设经验
国际实践中，每每通过一条或多条高速公路作为紧张连接轴建设创新走廊，是多个城市跨区域合作的一种紧张模式。现在，国际上的闻名科创大走廊主要包括美国加州的“101号公路”科创走廊（即硅谷）、美国波士顿“128号公路”科创走廊、英国“M4公路”科创走廊和日本东京—横滨—筑波创新带。
（一）美国加州“101号公路”科创走廊（硅谷）
美国加州“101号公路”科创走廊（硅谷）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旧金山湾区南部，是高科技企业云集的美国加州圣塔克拉拉谷的别称，连接起旧金山和圣何塞市，长约48千米。20世纪50年代，斯坦福工业园区创建，硅谷开始以研究和生产硅基半导体芯片为主。在经历了半导体—微型处理器—软件开发—信息技术—互联网等信息产业演化过程后，抢抓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机遇，硅谷快速成为全球信息产业人才的集中地以及高新技术创新的发源地，至今仍引领着全球信息技术创新发展潮流。现在，以斯坦福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理工学院等天下知名高校为依托，大量风险投资公司及基金作支撑，硅谷汇聚了200多万高科技人员、集聚了超一万家科技创新企业，是谷歌、脸书、惠普、英特尔、苹果、思科、特斯拉、甲骨文等科技巨头企业全球总部所在地，成为天下科技精英聚集地。
硅谷创新生态系统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二战后抢占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一方面，旧金山湾区早期本就是美国海军研发基地，战后国家航天委员会（NASA前身）也在此开展航天方面研究，有着扎实的工业基础；另一方面，斯坦福大学开辟建设工业园、实验室，鼓励本地高校学生回流创业，为高技术公司提供用地。二是企业之间、产业之间、校企和政企之间的联系非常强，成果转化非常快，比如苹果就曾把施乐的原创概念鼠标和视窗商品化；惠普公司同斯坦福大学不绝保持着长达半个世纪的良性互动。三是拥有成熟的风险投资体系，硅谷的风险投资以其悠久汗青、大要量、高回报、高成功率闻名天下，因此吸引了全球闻名的风险投资公司，投资金额总数在21世纪后占了整个美国风险投资市场的四成，这保证了硅谷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充足的研发资金。四是宽松的创业氛围和舒适的人文环境，宽松的创业氛围包括鼓励创新、容忍失败、鼓励知识传播、信息开源等。
(二)美国波士顿“128号公路”科创走廊
“128号公路”是一条围绕波士顿市的半环形公路，被称为“美国技术公路”。近十年凭借其在航空航天、精准医疗、新质料、生命健康等领域的发展崛起，成为天下闻名的创新中央以及全球生物医药产业领头羊。如今，波士顿形成了以麻省理工学院为核心,往外依次是老城区、128号公路、495号州际公路的“洋葱圈”式的科创走廊结构。
波士顿创新生态系统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三：一是搜集了麻省理工、哈佛等65所高校，提供了强盛智力支撑；二是多元的创新孵化举措保障了区域创新发展，包括先进的产学研合作网络、活跃的风险投资市场以及联邦政府的支持；三是高水准的区域一体化协调发展，科创走廊的创新链条是完整的，以肯德尔广场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中央，波士顿提供知识源头和创新孵化通道，而沿线的郊区小镇则以产业园或实验室为核心，为企业的产业化应用提供了广阔空间。
(三)英国“M4公路”科创走廊
“M4公路”由伦敦希思罗机场出发向西，串联起英格兰和威尔士多座城市，全长309公里。沿线城市GDP占英国GDP的40%，集聚全国1/4的研发活动，搜集多家全球知名科技公司，因此被誉为“英国硅谷”。
“M4公路”科创走廊生态系统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三：一是中部城市布里斯托尔努力改造老城区，转型高端制造业，实现跨学科创新，将“M4公路”科创走廊结构从单核（伦敦）“蝌蚪型”转向双核（伦敦+布里斯托尔）“哑铃型”，提供新的活力，成为英国最紧张的科技集群之一。二是打造“主题旅游+科技创新”双循环模式，“M4公路”科创高速公路同时也是英国闻名旅游线路，主打汗青、田园和海洋风情主题，增加了文化吸引力。三是搜集各大城市产业优势。“M4公路”科创走廊东端的伯克希尔、斯温顿和泰晤士河谷是英国主要科技公司所在地，雷丁和布拉克内尔是除伦敦外英国最大的IT产业聚集区，布里斯托尔则是新兴高端制造业和新能源产业城市；在西端的威尔士则有重工业城市斯旺西，商业和服务业中央加的夫港，以及英国最大钢铁厂塔尔伯等。
（四）日本东京—横滨—筑波创新带
日本东京—横滨—筑波创新带以东京为核心，带动横滨和筑波协同发展，全长110公里，其钢铁、石油化工、现代物流、装备制造、游戏动漫和高新技术等产业十分发达，三菱、丰田、索尼等一大批天下500强企业总部都位于此地。筑波是日本政府主导的天下级科学城。
东京—横滨—筑波创新带的成功经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城市之间功能分工明细。核心东京带动节点城市发展，横滨是日本最紧张的工业城和自由贸易港，而政府主导的筑波科技城则承担了科技研发的重任。二是快捷的日本新干线促进了区域创新要素流动。三是注重创新孵化和科研成果转化，筑波科学城每年召开各类大型科技博览会或展示会，同东京高校和企业总部开展产学合作，再将最新科研成果直接转向横滨工业带，并依托大企业开展规模化生产。
三、建设光谷科创大走廊的建议

针对数字经济时代光谷科创大走廊面临的重大挑战，基于它的现状和建设战略目标，并借鉴国际闻名科创走廊的发展经验，我们认为下一阶段光谷科创大走廊建设应在以下七个方面着力提拔。
第一，提拔科创走廊原始创新能力。一是加大基础科研投入和国家级创新平台建设，包括加大科研财政投入，完善绩效评价机制，建设国家实验室及创新中央；二是要重视创新人才培养与引进，包括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引进高尖端科技创新人才；三是要构建完善的成果转移转化机制，尤其是注重产学研合作平台建设；四是建强“两带两组团”创新主阵地。与武汉共建东湖科学城，推动资源共享、平台共建、项目共谋、主体共育、活动共办。深化市校合作共建，争取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开展战略合作。支持规上工业企业与高校院所共建研发机构，组建市级重点实验室，引导企业参与更多国家和省科技筹划。
第二，强化科创走廊产业链联动发展。一是要明确规划战略性新兴产业，统筹沿线城市的产业、科技、人才和招商引资政策，健全区域政策协同机制；二是要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完善有利于龙头企业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与集聚的机制；三是要支持大企业搭建资源共享平台，鼓励中小企业创新组织模式。
第三，发展多式联运服务体系，建设现代物流联盟示范产业。建设空空、空陆、铁水、公铁联运示范工程。以鄂州花湖机场为核心枢纽，打造“顺丰速运+花湖机场”轴辐式航空多式联运模式升级版，重点支持发展空空中转、空陆联运。继续推进鄂州三江港区国际物流铁水公空一体多式联运示范工程建设，开工建设三江港集装箱和笨重货物铁路专用线，打通公铁水联运衔接“最后一公里”，实现铁路货运场站与港口码头、前方堆场等的无缝衔接，提高运输效率、降低物流成本。加大对公铁、铁水、空陆等不同运输方式的转运场站和“不落地”装卸设施等的投入力度，提高一体化转运衔接能力和货物快速换装便捷性，破解制约物流整体运作效率提拔的瓶颈。大力扶持本土大型龙头物流企业，降低企业物流成本。充分发挥示范企业的技术创新、信息化建设、管理模式方面的先进经验，带动全市物流企业健康发展。同步加强物流服务标准化建设，引进国外物流先进标准，加强多式联运标准化建设，实现设施设备与信息资源、服务规范、作业流程等的有效对接，简化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对接流程，提高联运效率。加强钢材、水泥、矿石、粮食等重点物资的多式联运体系建设。
第四，推进工业园区建设，聚焦产业集群化发展，全面培养现代数字产业体系。努力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先进制造业主导、现代服务业驱动的产业体系。推行重点产业链链长制，强化国际化光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具有特色和优势的产业链。实施产业园标准化建设工程。提拔园区承载能力，从产业链的角度加快引导企业入园，促进产业集约化、集群化发展。
第五，壮大现代服务业，构建良好的数字创新治理生态。数字创新生态系统每每是涉及浩繁参与者的交易网络，需要设计所有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治理机制（Gorwa，2019）。一是要加快现代产业服务体系构建；二是着力提拔金融发展程度，尤其是重视科技金融；三是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尤其是联动自贸试验区等重大开放平台，促进现代创新要素跨境流动。
第六，突出“以人为本”的建设理念，以多种方式引才，努力打造宜研、宜产、宜居的科创带。围绕“产业链”构建“人才链”。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弘扬科学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引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创建以人才资本价值实现为导向的激励机制，探索完善股权激励、超额利润分享、核心团队持股跟投等中长期激励方案。精准实施企业“千名引硕”等重大引才工程，积极探索“招商+招才”“人才+项目”“人才+成果”等招才引智模式。加强多层次职业技术培训，加快培养“金蓝领”技能型工匠人才。鼓励用人单位采取项目合作、挂职兼职、技术咨询、“周末工程师”、“院士专家鄂州行”等多种灵活方式引才。围绕“人才链”构建“服务链”。以人才需求为第一导向，在住房落户、子女教育、医疗保障、创新创业等方面提供便捷化、定制化服务，努力打造适应各类人才生活创业需求的宜居宜业环境。
第七，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探索光谷科创大走廊同城化体制机制创新，推进武鄂黄黄城市联动发展，实现竞合抱团、优势互补。强化产业错位发展与协作配套，推进区域产业分工协作、产业园区共建、创新资源共享、创新政策互通，构建充满活力的联动发展圈。推进市场准入政策互通，创建跨区域信用联合奖惩机制。支持推动光谷科创大走廊内各地社保、医保、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体系共建共享，探索推行高端人才互认互通政策。创建协同联动推进机制，共同建设城市功能互补、要素双向流动、交通便捷顺畅、公共服务均衡、环境调和宜居的现代化城市圈，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新引擎。依托武汉城市圈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武汉新港建设，推动临空产业、高新技术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产业链梯度合理布局，全面提拔区域产业集群竞争力。
（参考文献略）
（作者简介：陈波，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导，光谷自贸区研究院院长。主要从事国际贸易与商务，中国经济、区域经贸合作等方面的研究。）
本文原载于《武汉社会科学》2022年第4辑，中国知网即将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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